1953年10月1日晚，天安门城楼灯火辉煌。毛主席端着酒杯在人群中踱步配资正规网上股票配资，他的目光时不时扫向来宾席，仿佛在寻找一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。“怎么没来？”他轻声问随行人员，没人敢回答。
就在数月前，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收到一封加急电报：请务必找到永定牛牯扑的陈添裕，邀其国庆赴京观礼。电报署名“泽东”。按照嘱咐，工作人员连夜翻山越岭，却只在山村里见到一个脸色蜡黄的病人——陈添裕正被肺结核折磨得咳血，却仍执拗地说：“我这副身子，去不得，不敢给主席添乱。”他转身，从破旧篾篓里翻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空布条，叹息自己当年弄丢了主席留下的字条。
毛主席为何念念不忘此人？时针拨回二十四年前。1929年7月，闽西群山深处，红四军刚结束“七大”，毛主席以“杨子任”的化名来到上杭、永定一带。那年夏天山风带着湿热，他却在石岭乡感染了间日疟，高烧不退。地方党组织紧急把他转进岐岭乡金丰大山的牛牯扑村，还动员乡亲用毛竹给他扎起一座简陋“饶丰书屋”。
日子本可在虫鸣与泉水声中稍稍安稳，却因一名地主张克识生出杀机。张对分田插田恨在骨里，表面恭顺，暗里潜往大埔县，联络民团、保安团六百余人，约定中秋节袭山——理由很简单，节日里哨兵易松懈。
九月十七清晨，民团点燃山火。烟雾翻卷，烈焰漫上竹林。粟裕率不足二百的警卫排死守要隘，终究寡不敌众，只能边战边退，为首长争取时间。此时，“杨先生”正在发寒热交替的疟疾，浑身无力。负责保卫的陈兆祥冲进竹屋，焦急道：“杨先生，敌人逼近，务必立即转移！”话音未落，一旁已有六个月身孕的贺子珍扶着墙站立，急得面色惨白。
迫在眉睫，四名赤卫队员架起临时竹担架。山路陡峭，枪声渐近，担架摇摇欲坠。走出几百米，却被敌人从背后包抄。眼见火线逼来，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猛地脱下草鞋，反穿着，低声说：“我来背！”他叫陈添裕，家住附近，手长脚快、力大如牛。
“杨先生，把头低点。”陈添裕弯腰背起病中的毛主席，一头扎进布满蜘蛛网的石洞。民团匆匆追至，见洞口蛛丝遍布，以为无路，骂咧咧扬长而去。躲过一劫，二人再度上路。荆棘划破裤脚，山泉浸透衣衫，陈添裕脚下却越走越快。毛主席在他背上轻声说了句：“同志，慢点。”一句“快不了，命要紧！”换来更大的步幅。
一个半时辰后，他们翻过三座山，抵达雨顶棚阵地。粟裕与战友迎了上来，见主席安然，长舒一口气。毛主席下地时几欲踉跄，仍攥住陈添裕的手不放，低声说：“永不会忘记你们。”随后，他撕下一角笔记纸，写下行草：“陈添裕同志存念，革命成功相会。——泽东”。纸张被折成小方块，郑重塞进陈添裕手中。
时局险恶，分别之后音讯渺无。1931年冬，瑞金刚成立中央苏区临时政府，有人把主席当选的喜讯带到牛牯扑。陈添裕这才明白“杨先生”正是毛泽东。可他翻遍家中，也没找回那张用体温护过的纸条，心头说不出的懊恼。
抗战、解放，烽火接连。山民日子苦，陈添裕咳嗽愈重，终在1953年春确诊肺结核晚期。听到省里来人转达主席邀请，他却只顾掩面：“没有字条，怎见得了面？”主治医生劝他安心治病，他摆手：“我这个病，拖太久了。让弟弟代我去吧。”
于是国庆酒会上，站在主席面前的是个与毛主席差了半个头的陈奎裕。毛主席扫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那年背我的汉子，比你高。”陈奎裕红了眼眶，只答一句：“兄长病重，不能远行，托我向主席问好。”主席沉吟片刻，端起酒：“替我敬你兄长一杯，告诉他，人民不会忘记。”
1954年秋，闽西山间细雨绵绵，陈添裕闭上眼前，枕边放着一张新寄来的信笺。纸上两行字，仍是熟悉的笔迹：“添裕同志，望早日康复。赣、闽山川，常忆于心。——泽东”。信没等到回信，主人却已撒手人寰。村人说，老人走得安宁，嘴角带着微笑，好像终于听见了那句约定兑现的回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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