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2月27日免费配资炒股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顾迈男的题》的报道。
初见老顾那年，是2019年。她88岁，新华社也88岁。
那一年，我和单位里的许多同事重温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的一系列报道名篇。我第一次听闻老顾的大名：顾迈男。
有人说，她是新华社极出色的科技记者，报道过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等科学界重大事件，更长期追踪采写了一大批杰出科学家的故事。
公众如雷贯耳的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、数学家陈景润，最初都是由她一手挖掘出来的；华罗庚曾开玩笑地称她是研究自己的专家；丁肇中多次邀她赴欧洲、美国采访；中科院的工作人员提到她，说“她是我们科学院的人”；直到今天，中学生们还能从语文课本上读到她写科学家的文字……
20世纪80年代末，顾迈男（中）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地下隧道里采访物理学家丁肇中（左一）。资料图片
可以说，老顾的报道，影响了几代国人对科学家的共同记忆。她持久地凝视科学的星空，用一支笔，让一颗颗闪亮而沉默的星辰有了名。
我决定去采访她。我想知道，握那支笔的是怎样一个人。
敲响老顾独居的家门，为我开门的，是一位腰弯得很低的老人。先映入我眼帘的，是她洁白的短发，像白鸽柔软光泽的翅羽。
老顾腰椎骨折过，走路有些困难。她直起身，像招呼熟人一样随意地喊我进门，又弯腰慢慢挪回客厅的沙发。两手往膝盖上一撑，坐得大马金刀，说自己就是个普通记者，没啥可采访的，继而手一挥，示意我放马过来，尽可提问，爽利得像个侠客。
我那时最好奇的，是她怎么能找到那么多独家选题，从人海中一次又一次捞出最值得关注的人。老顾听了先哈哈笑，笑完给我讲故事。
说她发现陈景润，是1973年去听中科院的例行报告会，听到一句“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，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”。“这就是新闻记者的敏感。就这么一句话，我听了扭头就问旁边科学院的人：这是谁？做出什么成果了？怎么做出成果的？那人说：他叫陈景润，快死啦，是个怪人。”她“啪”地一击掌，停下话头，看看我，“这年头还能做出世界先进水平成果，又快死了，还是个怪人，我心想，这人一定非同寻常，我要采访他！”
后来，她对陈景润的报道引起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，陈景润的命运由此转折。数年后，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问世，陈景润的名字更是传遍大江南北，激发了无数年轻人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向往。
“小王，记者和人聊天是很重要的，咱们要做有心人。”老顾说，邓稼先也是她同人聊天聊出来的。
1985年，她在采访中，听人分享了一则“趣闻”，说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国时，问一个北京大学学核物理的学生知不知道邓稼先，学生茫然摇头，杨振宁大为惊异，说邓稼先为国家作出那么大贡献，中国学习核物理的大学生竟然没听过他的名字。
“有人听了哈哈笑，我一点没觉得好笑。我觉得杨振宁批评的不是那个大学生，而是我这个做科技报道的记者。我要想办法找到邓稼先。”老顾回忆。
此后，她几经周折，成为“第一个进入核武器研究‘禁区’采访的记者”，在重症病房里见到邓稼先，并前往其工作的地方采访，写出著名通讯《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》。
“这些题目都是我自己找的。”老顾说，“干记者就是要记录别人干的事。你要考虑采访对象的事迹有没有可能在人民群众当中引起反响，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值不值得你深入采访，考虑好了，就去积累。我这些题都不是一天两天写出来的，是像滚雪球一样滚出来的。”
比如采访华罗庚，她动了为这位数学家立传的念头，年复一年地跟踪采访，花了18个月写成18万字的《华罗庚传》。这部书后来多次再版。1985年，华罗庚突然逝世，她一天之内，赶出长篇通讯《死生甘愿同依——悼华罗庚教授》。有人吃惊地问她怎么能写得这么快，“我心想，我花了18个月研究他，十几万字的传记都写出来了，要掏出这么几千字不是很容易吗？”老顾哈哈一笑。
“积累很重要。记者进入一个领域后，先要了解领域里的‘大家伙’，平常多积累材料，才有可能该出手时就出手。”老顾向我传授经验，“这个过程肯定会遇到困难，不要紧，知难而进！”
“知难而进”“迎难而上”，她喜欢这些词。讲自己快30岁时还在办公室做机要秘书，高中文凭，毫无采写经验，可“我年轻时就梦想当记者”，于是顶着质疑声执意申请转岗，“我不害怕，知难而进”；最初写的稿子被编辑甩到桌上，说你标点符号都不会用还做什么记者？“很羞愧，怎么办？迎难而上继续干”；挖掘邓稼先的事迹，相关领域涉密，采访困难重重，“知难而退可不行！你要知难而进”……
说这些时，老顾眼神晶亮，像小孩子历数自己最欢喜得意的宝贝。讲到尽兴，爽朗大笑。她对我的称呼，也在“小王”“妹子”“老兄”之间随机切换。
“小王，干记者我到现在还没干够呢！要是我还年轻，我就继续深入采访为国作出贡献的大科学家。”
“老兄啊，没想到有今天！我写那些稿时哪会想到能给自己带来荣誉？就是干干干干！没想过得到什么。”
“妹子，你采访我采得这么细致，我死以后你也可以给我写篇东西啦！”
“我们交个朋友，欢迎来玩。”分别时，老顾这样说。之后几年，我们时有联系。她年事已高，但从未放下手里的笔，总是忙得不亦乐乎，几乎每年都有新书出版，不时喊我去取赠书，还偷偷嘱咐：“别声张，再版前我已无货。”
她写稿，惯用一种一页200字的方格纸。去取书时，我会给她带些稿纸，但她用了大半辈子的那种纸已很难找到，只好买些学生使用的作文纸充数。老顾对此颇为遗憾，孩子气地抱怨过好几回。
每次见面，我们常聊的依然是值得写的题。老顾总叮嘱我要多写有价值的题目，多琢磨如何让稿子更有生命力。
“别写那种豆腐丝豆腐块，三五天就没生命力了。”她不无自豪地提起自己写科学家的书已加印多次，还被推荐给中小学生。“这么热销我就高兴，哈哈哈！拿到稿费我们去吃烤鸭！就是没稿费我也高兴啊，中小学生是咱们的下一代，这就说明我这书生命力很长！”
她自己写了一辈子科学家，也反复劝我多写科学家，说人们对这群人的关注“太不够了”。我的录音记录里，有老顾这样一段话：“我这辈子很自豪，在我的岗位上不遗余力为他们呐喊。我建议你拼上去，就去采访科学家，深入到比如航天等领域。肯定困难，但排除万难，狠狠去挖！”
几年过去，我还没能成功闯进科技界，但也写过一些“我们国家需要”的人物，偶尔老顾看到了，点点赞，继续劝我勇闯科技圈，多为科学家发声立传。
2024年6月，邓稼先百年诞辰之际，我再次采访老顾，请已经93岁的她回忆当年寻找邓稼先的往事。老顾一口答应，说我们今天确实应当再次寻找邓稼先。“他是一个无私无畏的英雄。”老顾说自己今生有幸，得以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时刻遇到他、书写他，“采访邓稼先时，我已年过半百，写着写着就哭了。现在我90多岁了，有时想起他还会哭。咱们国家发展到今天，离不开他这样的人，我们不要忘记他”。
一个多月后，李政道逝世。我在内蒙古出差途中收到老顾微信，说李政道对国家有重大贡献，她想撰文纪念。第二天，鲐背之龄的老顾交出了连夜写出的7000余字追忆文章。
她说，当年多次采访李政道、丁肇中等华裔科学家，深深感受到他们强烈的爱国心，了解到他们为祖国科技事业所做的许多贡献。
那年9月，她还计划乘高铁去日照，采访丁肇中参与建设的日照市科技馆。亲友们忧心她年老力衰，连番劝阻，最终未能成行。“岁月不饶人。”老顾感叹，“时光能倒流的话，那我还是要从头再来，还当记者。”
她又一次嘱咐我：“未来你应继续开拓，多写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。”
跟老顾在一起，很容易忘记她的年纪。她有一颗不老的心，一支不歇的笔。
我有时候觉得，老顾大概是老天派来提醒我们这些后辈的。她让我自省：采访遇阻时，我有她那股掘地三尺、知难而进的心劲吗？同人交流时，我有她那样敏锐抓住线索的耳朵吗？日复一日的伏案中，我能像她那样永葆滚烫的热爱吗？……
老顾其实给我出了很多题，需要我用整个职业生涯温习、临摹和解答。
记得有次告别时，她拍着我的胳膊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好好干吧！记者这个岗位可以干一辈子。”
这几年，我有时会跟同行分享老顾的故事，讲她如何从零开始当记者，从无到有找选题，讲她对科学家们的深情，对记者这一行的热爱和对后辈的期许。
2025年底，在一次业务分享活动上，我又讲了老顾的故事。活动结束，有年轻同行感叹：“你讲的这位老师，真的好热爱新闻事业啊！”
听了突然很想老顾。快一年没见面了，我想去看她，把这事讲给她听，她一定会哈哈哈地开怀大笑，末了拍拍我，再次嘱咐我多写值得写的人，多做有价值的题，“好好干！”
然而，没过几天，我便得知老顾已于数月前离世。家中低调治丧，安静地送走了她。
打开微信，我们最后一次聊天是在春天。老顾说她的新书年内就会出版，到时候叫我去取。
往上翻，翻到更早的聊天记录。她对我说：“努力吧雪，一个小记者也能有大作为。”
窗外寂静。没有她洪亮爽朗的笑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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